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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點——許成鋼:計劃模式與市場模式下的創新機制

放大字體  縮小字體    發布日期:2017-07-11  來源:長江商學院  瀏覽次數:373
核心提示:新對長期經濟發展的重大影響舉世公認。但創新從來不單純是技術的創新,尤其是對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,轉軌國家,歷經改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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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新對長期經濟發展的重大影響舉世公認。但創新從來不單純是技術的創新,尤其是對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,轉軌國家,歷經改革的國家,最重要的創新是制度創新。中國改革的前30年里,在從計劃模式轉軌到市場模式方面,在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。其中最大的部分是制度改革,或制度創新。其核心是廢棄過去約束經濟發展的制度,代之以利于經濟發展的制度。用市場制度代替計劃經濟,解散人民公社,開放吸引外資、擴大貿易,允許民營經濟大發展,取代國有經濟一統天下,等等。這些“創新”的制度使得資源得以大規模的優化重組,巨大地減少了落后制度帶來的浪費和低效。從制度層面看,如今中國的制度與發達國家的制度比改革前大大的接近。與發達國家對比,這些“創新”的制度可能沒有什么新。但從中國自身看,從發展中國家能夠發展的角度看,對比其他轉軌國家,中國的制度改革能走到這一步的過程,其走法,都是創新。有些改革在當時舊制度的束縛下,非常大膽、非常冒險。沒有這些基本的制度創新,在落后制度的束縛下,絕大多數的管理和技術的創新都不會產生。今天,中國經濟面對嚴重挑戰,其中尚待改革的落后制度是造成問題的基本根源。不改革這些制度,以行政方式大規模推動創新,不僅不會如愿以償,而且可能導致很高的風險。

粗看全世界的整體情況,技術創新對經濟發展有非常重大和基本的作用。但細看,則只有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才主要依賴技術創新。因為發達國家在制度上已經相當完善,從投入角度,資本投入、人力投入、土地投入等等,通過市場已經使得資源配置達到相對完美的程度,或均衡狀態,換句話說就是優化組合。在此條件下,經濟再向前發展,只能主要靠技術創新。這就是產業革命以來,美國、英國為代表的處于制度和技術前沿領域的國家,在一百多年里走過的道路。但是,技術創新需要承擔非常高的成本、風險,而且需要制度的基本條件。因此,世界上所有能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,創新的首位一定是制度,而不是技術。包括十九世紀末的德國、日本,戰后發展的以色列、韓國、中國臺灣,等。依賴足夠好的制度,這些國家能夠在創新方面與技術的最前沿國家足夠接近。但是,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面對的問題則性質不同。對這個問題的研究,是跨分支的經濟學中最大的問題之一。早在二三十年前,諾貝爾獎獲得者盧卡斯就曾經提問,為什么世界上有不發達的經濟?的確,按照經濟學的基本原理,如果所有國家都是法治下有秩序的市場經濟,沒有制度的差別,如果不是永遠有嚴重的自然災害,永遠有不可應付的嚴重的疾病,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應該趨同。因此,不發達的主要原因是制度,是非市場制度或沒有法治的無秩序制度,束縛經濟發展。從發展中國家變成發達國家,一定必須首先把束縛發展的制度拋掉,取代為利于發展的制度。如何能克服無數困難,拋棄落后制度,采用先進制度,是很困難的,是個創新的過程。雖然作為制度創新的最終結果,與先進國家比較,可能沒有特別新。

如果不認識制度的重要性,誤認為技術決定一切,忽視技術發展和創新的基本的制度條件,以強制方式大規模推行技術創新,不但可能會事與愿違,而且由于制度的原因,可能制造出巨大風險甚至災難。1958年大躍進時期的“技術創新”就是很好的教訓。當時畝產萬斤糧,其中也有所謂科學。錢學森先生發表過若干篇文章,以“科學”方法論證, 通過光合作用把陽光的能量的一小部分固定為碳,即糧食,每畝就會生產萬斤、十萬斤,甚至更高。大躍進中類似性質的“科學”和“創新”層出不窮,對于最終招致的大災荒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強制推行技術創新而不管制度條件,意味著忽略創新中的一個非?;镜膯栴}:激勵機制問題。在談到創新時,如果講經濟現象,社會現象,第一個問題就是創新者為什么創新,他們的動力是什么?努力從事創新的人很多,動機更是不同。有的人是為了好奇,有的人是為了名利,有的人是為了科學,有的人是為了商業。有的人的動機與投資者利益一致,但是,大多數人和投資者的利益并不一致。但是幾乎所有的創新活動都是需要別人投資的。投資者為什么向某個創新項目投資?這是一個巨大的問題,是要作決定的。用什么機制決定?

第二,誰能創新。樂于從事創新活動,或聲稱能夠從事創新活動的人可以很多,可能有一萬人,十萬人,甚至一百萬人都說自己能夠創新。但在他們中間誰真的想創新?誰能夠創新?怎么選擇?用什么機制選擇?在任何官僚體制里,選擇機制都一些程序化的簡單辦法,例如看學歷,看學位,看過去的成就,等等。但最有創新能力的人往往并沒有簡單規則可循。愛迪生沒有學歷,喬布斯學歷很差,馬云在創辦阿里巴巴之前也沒有顯然的成就,等等。如果選人方式是按照通常官僚體制的方式,這些人才從一開始就已經被淘汰了。

第三,關于投資。誰愿意出錢,出誰的錢,賠了怎么辦?是自己的錢,還是別人委托的錢,還是用政府的錢,三個不同來源,涉及不同的激勵機制。

當大規模強力推動技術創新時,會有大量具有欺騙性的項目蜂擁而至。這些項目或明目張膽或遮遮掩掩,有主動干壞事的,有被動干壞事的,有原本是干好事后來變成干壞事的等等。干壞事的人可以很多,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迅速增多,壓倒真正的創新者、企業家。這就是為什么大規模運動式推動創新令人極其擔憂。

我們一直在用一個詞,制度。制度是干什么的?制度就是用來應對上述這些問題的。在創新的過程中,選什么人、選什么項目,朝什么方向發展,出多少錢,怎么出,誰做這些決定等等,都是制度決定的。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機制。在一個有法治秩序的市場制度下,以上的絕大多數問題能得到較好的解決。在其中,政府維持市場秩序的作用基本重要。但在多數投資決策上,政府的作用是間接的,輔助性的。這是因為,即便是在相當完美的法治制度下,不用市場機制,政府也無法有效解決上面提到的種種問題。

下面舉幾個實例,討論在不同制度下,推動術創新的不同結果。討論不同制度帶來的結果??茽柲谓淌?003年出版了一本著作,把近百年全世界87個有革命性的發明全部列出來,然后統計哪個國家什么公司什么時間發明的。在這87項重大發明中,只有一項在蘇聯產生,而這一百年正好是蘇聯從生到死的過程,這唯一的一項非市場經濟產生的革命性的創新,與軍事有關,就是人造橡膠。其余的革命性創新全部都是從發達的市場經濟中產生的。在發達的市場經濟里產生的革命性創新中,85%以上都產生在美國。如果再看美國最近半個世紀的革命性創新,絕大多數產生于風險資本資助的中小企業,而不是產生于大企業的實驗室或研發部門。今天看到的巨無霸型高科技企業,絕大多數都從中小企業演變而來。是在產生革命性結果之后,從無到有,再變成大企業的。同時又不斷有很多巨無霸型高科技企業,因落伍而在市場上衰落甚至破產。這是一百多年來,有秩序的市場經濟下創新和經濟發展的規律。即所謂的熊彼得“創造性的破壞”機制。

第二個例子是歐盟國家在研發方面的努力。幾十年來,歐盟國家看到美國的風險資本在推動創新、推動經濟增長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。于是,他們也設立了政府主導的風險資本,試圖用此方式模仿美國的風險資本。但是,這種政府模擬市場的努力非常不成功。

第三類例子是1989年之前的蘇聯東歐集團。蘇聯東歐集團從來就極其重視創新,他們的研發費用占GDP比例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全世界最高的,遠遠高于市場經濟中占比最高的國家。蘇歐集團的普通教育和高等的普及程度,科學家和工程師的總數、占工人的比例等都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之一。但是他們沒有能力縮小在研發的多數核心領域里和世界前沿的差距。在許多最前沿的領域里,差距甚至在持續加大。這是逼迫他們改革的基本原因之一。但是改革一直無效,直到整個體系崩潰。

在基本事實和大量研究工作的文獻的基礎上,我們可以為近百年所有制度下的創新效率,從高到低,總結成一個“技術創新制度的排序”?;镜呐判蚴沁@樣。排在第一(即最高)的是英美法系支持的市場制度。是歷次產業革命的先驅。排在第二的是歐陸法系支持的市場制度,其中包括日本、韓國等。雖然這些經濟在革命性的創新方面通常不在最前沿,但在歷次產業革命中,這些經濟都能緊跟前沿,產生大量重要的互補性的創新。排在第三的是國有制的計劃經濟。如以上討論的,這種制度的創新效率大幅度低于任何市場經濟,以致在投入巨量資源的情況下,都難以縮小甚至保持與發達經濟之間的差距。第四是群眾運動,例如大躍進時期的全民從事高畝產、煉鋼,和研究及應用超聲波的運動等。其結果是混亂、浪費和災難。以下概要解釋一下這幾種制度的機制。

英美法體系是以金融市場為中心。以金融市場為中心為什么對創新重要?因為這是風險資本運作的基礎,是促成大量中小創新企業誕生發展的基礎。完整些討論,英法體系靠的是金融市場、知識產權市場、產品市場、人力市場,這四個市場交互作用,相互競爭,造成完全以優勝劣汰機制的基本環境,從整體上解決創新各個環節的激勵機制。這個體系高度依賴法治,法治是整個體系的基礎。而形成法治最基本的核心制度是司法獨立。在不具備這種制度的環境里模仿風險資本,得到的是不同的機制和結果。

排在第二的制度是,歐陸法系支持的以銀行為中心的市場制度。在沒有發達的金融市場情況下,比如在德國、日本、韓國,金融市場對大型企業沒有壓力。在這一體系下,技術創新是以大企業研發部門為主力,由大企業內部解決投資研發項目相關的激勵機制問題。該體系是由知識產權市場、產品市場、人力市場之間的競爭解決整體激勵機制問題,形成優勝劣汰。但大企業內部無法模擬多發面市場的競爭,因此,大量創新相關的激勵機制問題得不到好的解決。這決定了,具有革命性的創新技術難產生于這種體制。

面對與美國日益擴大的技術經濟差距,歐盟非常努力推動創新,推動以政府為基礎的風險投資。的確,在創新相關的許多環節,市場可能失靈。因此,政府在協調創新方面有可能發揮很大的作用。但政府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介入的機制,技術的性質,經濟發展的階段等。在追趕階段,在可以預測、可以規劃的一類科技研發方面,政府的直接介入可能有優勢。但是,面對最前沿的革命性的創新,面對新興產業革命的時候,任何官僚體制,無論是政府還是成熟的大企業,在高度競爭的市場(包括金融、知識產權、產品、人力四個市場)競爭面前,都沒有優勢。政府的作用必須只限于對基本制度的支持,間接的,輔助性的。一個著名的例子是1980年代日本政府的第五代計算機計劃。在1980年代初,日本生產半導體存儲器方面已經世界領先,美國人擔心日本是不是有一天會在整個計算機方面超過美國,甚至整體超過美國(當時哈佛的傅高義出版的《日本第一》流行全球)。日本政府以為搞第五代計算機就能全面超過美國。日本政府的通產省,從1982年開始協調全國所有巨大企業,以及大學,依照通產省的規劃,試圖在他們認定的第五代計算機方面全面超過美國。但是所謂第五代計算機并未成為主流。市場中優勝劣汰產生了全新的一系列技術,包括PC、互聯網、分布計算技術等。這些啟動了新一輪的產業革命。問題是,不是莫個人的成就所然。因此是任何政府和大企業難以預見的。同最前沿的美國相比,日本從1990年代以來一蹶不振。其中有各種各樣的原因。但這里討論的是日本基本面方面的問題。當經濟的基本面有重大問題的時候,雖然是市場經濟,雖然是法治社會,有能力舉全國之力朝著某個方向,也很難超越。日本政府輸給了市場。相似,歐盟的政府們也輸給了市場。

排在第三的是國有制經濟。在這種制度下,民間沒有資源。因此創新只能以自上而下的計劃方式,或行政管理方式進行。自上而下的計劃方式的創新,在經濟相對落后的追趕階段,或者是對于可以預測、可以規劃的一類科技研發,有可能有某種優勢。例如,中國和蘇聯在宇航、核領域等可以很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。因為這些領域需要巨大的資源,而且從科學和技術的角度,是相對可以預測,可以規劃的。實際上,在任何國家,在這些戰略軍事領域都是舉國體制,包括美國。但是,當涉及技術創新的整體,涉及產業革命性質的創新時,自上而下的官僚體制無法有效解決激勵機制和資源配置問題。這不僅是理論,更是反復驗證,從來沒有過例外的基本事實。任何由政府掌握大量資源,由政府主導的規劃式、政策式創新,以及大量政府資金推動的所謂創新基金等,其基本機制都與此相似。至少可以歸到計劃或半計劃模式。歸根結底,這類制度無法解決創新中的基本激勵機制問題。

最后一種機制是搞運動。前面討論過的大躍進是一個歷史上的極端情況。中國改革以來,一個曾經行之有效,曾經起了正面作用的重要機制,是省、市、縣地區之間的競爭。地區之間競爭吸引外資、出口、經濟增長等等。從機制的角度,這與大躍進運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之所以改革早期的地區競爭曾經發揮了很好的作用,有區別于大躍進的三個條件。第一,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市場經濟;是逐漸向民企開放。而大躍進時期是關閉市場,消滅民企。第二,改革時期朝著建立黨政部門的集體領導制,以及司法等制度。建立了一定權力制衡的要素。使下情上達不至過于失真。而大躍進之前和期間的時期,是破壞權力制衡的時期。權力制衡已經破壞到上層難以了解經濟的真情。在黨政機構里,吹牛欺騙者上,報告實情者下。第三,改革早期的地區競爭的主要目標,是以GDP增長速度為度量的經濟增長。GDP是市場活動的總體統計。單純從經濟上看,整體上比較平衡。而且存在多種不同方法進行獨立的數據收集與核算,使域外的機構可以在信息上起到某些制衡作用。而大躍進競爭的是糧食畝產和鋼鐵產量等單項數量目標。作為競爭目標,不但不平衡,而且域外機構難以獨立核算。在這些條件下,改革早期的地區競爭,或者運動,在激勵地方各級領導,推動改革和經濟增長方面,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但是,政府的職責遠遠超過以GDP衡量的經濟增長。而在行政體制內以競爭方式提供有效激勵機制,需要局限于單個競爭指標。因此,靠地區競爭激勵地方政府有極限。人所共知,在唯GDP的地區競爭下,環境問題、不平等問題、社會穩定問題等等普遍被忽略。如果把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做為地方政府競爭的目標,試圖用這種運動的方式推動創新,非常值得警惕的是,這種單項指標的地方政府競爭,會嚴重扭曲政府的一系列基本行為。在對地方政府的片面強激勵的同時,如果沒有健全的司法和公司治理結構,沒有健康的市場競爭,會使社會上產生大量有意或無意的,以創新為名義的欺騙作假。真正的創新整體上高成本、高風險,多數需要長期的投資。而虛假“創新”可以表現為低成本、低風險,短期收益,使其具有極大的誘惑力。因此,虛假“創新”的大發展,會在市場上排擠真正的創新。為這類發展創造條件意味著災難。在這種條件下,給地方政府的激勵越大,發展就越大,災難就越大。

中國在經歷了三十多年改革后,今天的制度大體是國有計劃制和歐陸法系市場制的混合,即位于本文所討論的制度排序的2.5位置上。如果不繼續改革制度,倒退回到3,甚至4的可能性不但存在,而且其危險在某些領域甚至有所上升。我們必須認識到,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,對中國最重要的創新是制度創新,或者更確切的說是制度改革。這是全面創新的基本條件。全面創新包含技術創新、管理創新、市場創新等等。不顧制度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,以行政方式、政府主導方式,強推技術創新,不但面臨巨大風險,而且會制造更大的風險,在推動的力量超巨大時,甚至可能制造出巨大災難。制度創造的核心是改革和建造市場制度、法治制度、權力制衡的政府制度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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